回到舊版
投稿信箱

首頁 >學術研究 > 學術交流

吳昭仁:溫故促新

發布時間:2017-10-09發布人:網站管理員瀏覽量:1649次

改革開放之初,阜陽的“四專兩廠”(專業戶、專業村、專業片、專業市場和戶辦、聯戶辦工廠)全國聞名,與“溫州模式”并駕齊驅。在阜陽那段最輝煌的日子里,我曾有幸在那里臨時工作半年多,深受教益。每當憶起這段往事,心中就有一種難忘的激動。這次是退休多年后重來故里,更是感慨萬千。

19821986年,中央連續發布了農村工作方面五個1號文件,極大地推動了農村改革,使得我國農村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本來1987年還要發布第六個1號文件,并已于19861224日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,定于元旦發出。后因總書記易人,政治內容文件排前,這份農村問題文件才以5號發出。

這個五號文件同先前的五個1號文件一樣,對指導我國農村改革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。第一次明確寫上了雇工人數超過一定限度的私人企業“也應當采取允許存在”,為“私營經濟”這個禁區點亮了第一盞綠燈。文件還提出,在農村“有計劃地建立改革試驗區”,并且允許突破某些現行政策和體制。根據這個精神,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定在全國設置了七個農村改革試驗區。我省阜陽因“四專兩廠”名氣很大,被選定作為鄉鎮企業制度建設試驗區。北京派來的人不僅比其他試驗區多,而且規格高,有好幾位青年精英,比如王岐山、陳錫文、周其仁、杜鷹等,我作為省里派出的一員,和其他六位同志一道,參與了這項工作。

當時阜陽全區面積1.8萬平方公里,下有92市,1100萬人口,是全國最大一個專區(四川綿陽、山東臨沂列第二、第三)。境內沒有一座中心城市,剛升格的阜陽、亳州兩個縣級市,原來都是縣的城關鎮,就只有15萬人。距離最近的武漢、鄭州、徐州、蚌埠等大中城市,都在200公里以外。因為沒有城市輻射,不臨交通要道,又未發現重要地下資源,加之淮河水害頻發,所以從建國至1985年的36年間,國家在此地區的基建投資,按人均只及全國10.6%1985年全國工業普查,全區無一家大型企業,夠上中型標準的也只有兩家,可見經濟基礎的薄弱。這樣一個傳統農區在包產到戶使農民解決了溫飽以后,可貴之處在于它并未停頓和滿足,人們利用手頭有限的一點勞動剩余,從不起眼的、被人看不起的小商品起步,窮地方實行窮辦法,個私經濟獲得了迅速發展。1986年底,全區有30多萬個專業戶和聯合體,形成了707個專業村,249個專業市場,各類不成型企業17多萬家,有的已有工人200以上。家庭年收入5000元以上的農村非農經營戶有12萬多戶(當年全省農民人均收入396元,阜陽地區為317元)。第一次上北京匯報,杜潤生等中央機關的許多領導同志、理論工作者、實際工作者,都認為阜陽是我國傳統農區的一個典型縮影,把它和蘇南、溫州等地發展非農產業的途徑進行比較,認為阜陽經驗在我國北方農村,特別是中西部農村,以及其他不發達地區,具有更大的適應性和易學性,從而給予充分肯定,要求我們下大力辦好這個試驗區。

作為一個參與者,我深感北京來的同志水平高,改革精神旺,對我教育幫助很大。王岐山(現為北京市長,當時是中央農研室發展研究所長)因在單位主持工作,時常往來京阜兩地;陳錫文(現為中財辦副主任兼中農辦主任)、杜鷹(現為國家發改委副主任)、周其仁(現為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)在阜陽長住半年,以后多年常去指導。先后兩次進行了廿個試驗項目,涉及企業制度、市場環境、政府職能、要素配置、民間金融、鄉村工業園區、產業政策等諸多領域,對促進個私經濟為主的鄉鎮企業發展,進行了多方位探索,提出了許多極具超前性的指導意見。當時的阜陽“四專兩廠”更加欣欣向榮。皮條孫尼龍繩市場、利辛篩網市場、倪邱馬尾市場、南照集稻米市場、謝橋兔毛市場、光武塑料制品市場等,每天來自全國各地有上萬人云集,媒體連續報道,高層領導和專家學者視察調研不斷,參觀學習人群更是絡繹不絕。我1986年在中央黨校學習時,與浙江紹興市長、溫州體改委主任同在一個支部,他們來阜陽參觀時對我說,阜陽的發展很有特色,理論指導性比他們更強,稱贊阜陽前景無限。

我們省另一位參與阜陽試驗區工作的胡衛星(省社科院當代安徽研究所副所長),在接受新安晚報記者采訪時說:“如今回憶這段歷史頗有隔世之感,因為溫州已發展成為全國最富有的地區之一,而阜陽則因觀念沒有跳出束縛……大量鄉鎮企業在兩年內倒閉,長時間重歸平淡。”他的感嘆也表達了我的心聲。

我時常想一個問題:人們經常津津樂道,安徽是大包干發祥地,在全國率先進行農村稅費改革,今年九月七日《人民日報》頭版頭條又報道,安徽又在全國率先進行農村綜合改革。我想:為什么安徽出過那么多經驗,有那么多“全國率先”,然而卻罕見有什么經濟指標在全國排頭?相反農民人均收入、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等數字還屬全國倒數呢?(按:其實這曾是香港無線電視臺要求采訪我的提問,我通過省委宣傳部婉辭了。)記得有次我參加了一個全國性會議,一位安徽官員正在臺上發言,臺下鄰省兩位代表交耳嘰咕:“我們沒有安徽經驗多,只是埋頭搞效益。”當時聽了直覺得臉上火辣辣的。聯想到至今仍有人炫耀,全國第一張VCD誕生于安徽。我真不知道這是個值得自喜,還是應該自省的舊聞?當年我在省政府常務會議上親耳聽了省經委主任朱熙春匯報,他介紹了民營萬燕科技公司這個創新產品,要求省領導給予重視,給予扶持。后來不知道為什么,這棵在安徽省開花產粉之樹,卻到外省去結果了。最近,全國人大常委會成思危副委員長來合肥參加“中國非公經濟論壇”,剛到的頭天晚上就在只有安徽人參加的座談會上說:“有唱功,更要有做功。”我以為,這恐怕是很值得深思的。自古就說,文章不足以果腹。一定不能只出經驗,更要出實際效益。如果僅僅滿足領導人的表態,出臺了多少優惠政策,而不認真抓落實,那么再優美華麗的詞藻,再激動人心的承諾,都只是紙上談兵,就像老百姓挖苦地那樣:“一角錢能買11個——一分不值。”

當然,事物的發展變化有諸多因素。思想是行動的先導。胡衛星點出的“觀念束縛”也是要害之一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,那場政治風波之后,極左一時重新抬頭,溫州、深圳等地頂住了,堅持下去,獲得了巨大發展。安徽、阜陽等地大跟其“風”,一時間,有些部門紛紛出動“查證”、“補稅”,坊間廣傳“私人企業主不能入黨,是黨員的開除黨籍,”要讓一些“冒尖戶”傾家蕩產等等,弄得人心惶惶。許多人縮小經營規模,高峰時有的私企有200職工,這時普遍降到八人以下(雇七人作為幫手、學徒,算是小業主,雇八人者則是剝削了)。有些人想方設法弄頂紅帽子,求爹爹拜奶奶去找“靠爺”,這就為官商勾結開辟了早先通道。相當一些人干脆關門大吉,重操土里刨食的祖業,人們抱著“平安就是福”的自保心態,以能吃一碗飽飯為滿足。當然,也有一些不甘命運擺布的能人,只好遠走他鄉,異地創業,懷揣著“安徽經驗”去外省發揮效益了。“五風”時期政策朝三暮四時,人們就有教訓:“一個早晨的殺豬砍樹,幾年也恢復不了元氣。”這次經過如此折騰,爾后再有好的政策,也是將信將疑,因而在抓發展機遇上,常常比人家慢半拍。大家知道,經濟發展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,國外一些大公司的成長,往往也是經過了幾代人持續努力才成大器。我們如果老是上下波動,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,稍有風吹草動又偃旗息鼓,企業不可能做大做強,經濟不可能持續發展,必然會成為時代落伍者。靠吹牛浮夸,什么“黑馬”、“快車道”、“財政上臺階”等等的玩數字游戲,終究無濟于事,改變不了喪失時機,被“鄰居”們拋在后面的現實。

往事縈迴,人們的心情十分凝重。人們都希望過上美好生活,人們也完全能夠用自己的雙手去創造美好生活。在我們國家(市場經濟未完善前,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之前),政府、官員他們的執政理念、執政方式實在太重要了。中央國策既定,當地領導是不是明白人、能人實在太重要了。客觀環境、自然資源并不是主要的,也不是唯一的。庸官、昏官、貪官,以及雖然頭腦精明但一心只想著保官、升官的人占了位,那只會遭殃。

歷史是不會走回頭路的,但歷史又是一面鏡子。溫故是為了促新,最近幾年,阜陽和安徽的農村經濟,自己和自己比,確實有不小的發展,但愿今后有更大、更實在的飛躍。期待著阜陽能像無為一樣,能有更多的打工佼佼者,“鳳還巢”回家鄉創業,為阜陽再創輝煌作貢獻。


(在省城鄉勞動力資源研究會阜陽現訪會的書面發言,載中央新聞單位駐皖記者站聯合會《時代傳真》200511月號)


? copyright 2015-2020 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 . All rights reserved.   技術支持 : 造寶屋科技

通訊地址:中國 · 安徽 · 合肥市肥西路3號安徽大學龍河校區主教學樓西403室|聯系電話:0551-65108001|傳真:0551-65108001

黑龙江时时开奖软件